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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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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敏:临时约法被废100周年

November 7, 2017

信奉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统率天下大军,他们都做到了忠君。但是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以小站练兵起家,他练的军队成了忠于他个人的私家军,他先后出卖了光绪与宣统两位皇帝。等他称帝的时候,他的部下们照样把他给卖了,这些割地为界的军人便成了民国早期阻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主角。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病而死,7日副总统黎元洪依《临时约法》接任总统。

段祺瑞组阁时拟任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却以徐为人跋扈而坚拒。最后还是黎元洪让步,同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本来就张狂,有了此过结,对黎更是没有好脸色。据时人回忆,徐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是何原因?徐竟答道:“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不愿只作盖印的工具。如总统有不同意见时,得交回国务院再议。同时,黎元洪又支持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与段祺瑞、徐树铮的独裁作斗争。段祺瑞不肯让步,几次以辞职相威胁,最后竟用武力将孙洪伊逐出内阁,又唆使督军团胁迫黎元洪罢免了丁世峄,段祺瑞也授意徐树铮辞职作为让步,才暂时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民国那时有三系主要军阀,其中皖系、直系是袁世凯的直接下属。皖系的段祺瑞,包括徐树铮编练的四个旅和四个师,嫡系部队有大约6万多人,政治上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直系冯国璋,包括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孙传芳等部,1924年有兵力25万多人;奉系张作霖出身马贼,袁世凯死后排挤掉袁的心腹段之贵而得以大发展,在1924年已经拥有兵力约17万人。

1916年8月1日国会复会后,于9月6日成立宪法会议着手制宪工作。国民党议员主张省制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维持南方的半独立地位。此主张得到各省议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以“宪法案研究会”即“研究系”的名义在国会中活动,坚决反对省制入宪,他们认为,“省制问题萌芽未久,故今日尚属研究时代”;以取宠于正在谋求独裁统治的皖系军阀。与此同时,在辩论国会体制问题时,国民党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制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专制的需要。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居多数,研究系主张不能得逞;国会便以《天坛宪草》为基础重新起草宪法。互相妥协的方案是,将省制列入宪法,但省长仍由中央任命,并规定省议会职权以不抵触中央法律为限。这本是双方折衷的产物,属于单一制下的集权分权,并不属于联邦制或反联邦制争议。但即使如此,该草案仍未能于二读通过。1916年11月29日和12月4、5、8日,宪法审议会进行了四次表决,均因达不到2/3多数票而未能通过地方制度入宪的议案。最后一次表决赞成票仅差4票,使赞成地方制度入宪的议员非常恼怒,为此发生了议会斗殴案。

因此,段祺瑞等皖系首领对国会甚为不满,他们不断挑动北洋各省督军出面干涉国会,打击国民党。为此,以张勋和倪嗣冲为首的北洋系各省督军代表于1916年6月9日、9月21日先后两次在徐州开会,要求修改宪法,改组国会,驱逐国民党员出内阁,胁迫南方独立省份迅即取消独立,否则“以武力解决”。督军团结成以张勋为盟主的13省区联合会,居然宣称:“以后遇有要事可由张上将军代列名,再通告各省……国会如借故扰乱与一省为难,本团体当联合声讨……各方如破坏统一或对政府有非理之要求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梁启超研究系也勾结督军团,内外配合,夹击国会和国民党。督军团肆意干政,引起社会各界的谴责。黎元洪在9月29日发布了一道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段则极力包庇张勋,掩盖徐州会议真相,并且又策动督军团在1917年1月9日开第3次徐州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和总统府等4项解决时局主张。

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出现了黎和段的所谓“府院之争”。当1917年3月4日,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时,黎断然拒绝。段即以辞职相威胁,避居天津,秘密发动各省督军反黎,黎得知后不得不屈服,托冯国璋请段回京,答应对德绝交,对内阁拿来的命令不得拒绝盖印。3月10日、11日,参众两院也通过对德绝交案。接着就讨论参战问题。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孙中山、康有为、国会均不赞成。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商会纷纷通电,反对对德宣战。各省大小军阀、包括北洋嫡系也不赞同段祺瑞的参战主张。张勋、王占元、倪嗣冲等人都有电报打到国务院,反对参战。以日本为后台的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极力主张参战,条件是得到日本的大量贷款,段有了钱就具备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但是黎元洪总统和国民党占优势的议会坚决反对。于是,段运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于1917年4月25日在北京开会,决定参战。5月1日,倪嗣冲等四督军闯入内阁会场,胁迫内阁匆匆通过了对德宣战案。段祺瑞立即胁迫黎元洪核准。黎推给国会去讨论。

5月10日,众议院开会时,段唆使所谓“公民团”4千余人包围议会,强迫参议院通过参战案。有议员进入会场,他们就投以各种名目的请愿书和传单,如不接受或接受的动作稍慢,就被这些“公民”饱以老拳。先后有邹鲁、田桐等十余名议员遭到殴打。又有所谓的公民团“代表”谒见议长汤化龙,声言若不将参战问题完全解决,决不许议员出院门一步,出门者即殴击之。院门之外,负责治安的警宪与“公民”们和平共处,并不干涉“公民”的非法行动。而且,指挥公民团并出任公民团代表的恰恰多是军警人员,这使得对此并不陌生的议员们马上想起了民国2年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时,“公民”们包围国会,叫喊:“不将我们可心的大总统选出,就不许议员出议场一步”的一幕。议员们对此非常愤慨,一致主张不解决此事则不能讨论参战案,并要求国务总理和内务、司法总长到会接受质问。但段祺瑞仅派人送来一份咨文,称已下令警厅取缔公民团,不准备莅临议场。这时院外群情汹汹,“公民”们大有一拥而入之势。汤化龙说:“总理如不亲自到院,外面将会说这件事完全是总理授意,此后说也说不清。”张国淦将汤的话用电话告诉段祺瑞,段才表示要亲自走一趟。晚7时半,段祺瑞乘车来到众议院。气势汹汹的公民团突然变得规规矩矩,列为两行,摇旗欢呼,掌声如雷。段下车后面带微笑进入院内。议员们纷纷向段质问,段却说:“这些人也是国民一份子,来院请愿,情有可原,只能和平劝导。如果强用兵力解散,伤及人命,恐怕还会有人说话。”段的这番话令人愤慨,有人提出不能放段出院,认为段一出院就会暴动,必须将段留在院内作议员的护身符。于是形成了“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而议员乃围困总理于一小休息室内”的奇观。国民党议员邹鲁激愤之余,揎拳捋袖,大声嚷道:“公民可以打得议员,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一边说一边向休息室冲,经人劝阻才恨恨作罢。这时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亦赶来,遵段命劝谕公民团解散,仍无效果。直到“公民”们向院内乱掷石块砖瓦,将日本记者中野打伤,警宪们才开始真正动手驱逐这些“公民”。一直闹到晚11时,风波才平息。

段照搬袁世凯的公民团做法,结果使自己成为全国舆论的众矢之的。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等社会名流纷纷通电,要求严惩暴徒,各大报刊也刊文揭露段是公民团的幕后策划人和元凶。连未到北京的直系督军冯国璋、李纯也通电附和。政府阁员谷钟秀、张耀曾、程壁光、伍廷芳均提出辞职。由于财政总长陈锦涛和交通总长许世英此前已因贿案而免职,教育兼内务总长范源濂泡在医院中躲是非,所以在5月12日国务院例会时,只有段一个人出席,也算一大世界奇观。秘书长张国淦劝段暂时引退,段却认为辞职会使参战案功败垂成,准备硬撑到底。段在几天内,三次向国会咨文,要求国会讨论通过参战案。

5月18日,报纸透露这仅剩的一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5月19日众议院、决议该借款无效,国会以2/3的多数,表示对内阁不信任,要求改组内阁。对此,段氏的督军团竟然上书总统要求解散国会,而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总统黎元洪只好在23日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决定却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但是约法也有矛盾的规定,即在总统签署以后,要由总理副署才有效)。段祺瑞在免职令公布后仍然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发布了一份通电:“……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能负责。特此布告。”这通电文不仅肯定了黎的免段令非法无效,而且带有煽动之意,教唆北洋督军们以此为理由公开反抗黎元洪。免段不是黎总统的胜利,而是更激烈的政争的开端。

辛亥之后,由于德国一直支持张勋的复辟活动,供其金钱和枪炮,因此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张勋与段祺瑞有分歧。黎元洪想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因之倒阁而去段”。为此,黎元洪还任命与张勋有联系的李经羲任总理。

被免职后的段祺瑞到了天津,又策划皖奉等北洋8省“独立”,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和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5月29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冲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督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倪嗣冲对督军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扎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梁启超的一生是反孙中山反国民党的一生)。6月2日,“独立”各省又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宣告支持段祺瑞,反对黎元洪。

在这种情势下,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上任,他向黎元洪提出,必得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5月29日晚,黎又致电张,请张勋出面调停。30日,张勋回电,提出调停的五项条件:督军参与宪法的制定、段祺瑞复职、罢斥总统左右的四“佥壬”、赦免帝制犯、清除议员中的“暴烈”分子。黎无奈,只得在5月31日向张勋发出邀请电。进京之时,张勋要求带卫队,黎元洪允他带2000人,不料一下来了6000人。6月8日下午,黎得到张勋的6项调停条件:1、实行责任内阁制。2、解散国会。3、解散省议会。4、惩治“四凶”。5、另定宪法。6、赦免政治犯(即洪宪帝制祸首)。要求黎在48小时内答复。李经羲电劝黎接受。9日下午,黎元洪拟就解散国会的命令,但无人副署。几经努力最后,由江朝宗将解散国会令副署,于13日9时正式发出,但日期填的是12日。顿时舆论哗然,时避难上海的国会议员们,以江非阁员不能任代总理为由,联名通电反对。

7月1日凌晨,张勋把溥仪捧上皇帝宝座,改元为“宣统九年”。见时机成熟,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于7月12日中午打进了北京,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由于段祺瑞采纳梁启超建议,借口挫败复辟是共和再生,提出应遵循辛亥革命前例,绕过旧国会,于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重新选举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从而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赴粤,从而产生了南方护法政府!1918年8月段祺瑞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披上民主法制的马甲,里面全是专制!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段祺瑞横行的短期历史说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一样,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任何阻碍他们的民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民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孙中山等民主派的势单力薄。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民国也就是徒有其名了。按照袁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了。

 

北京之春 201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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